独立思考与细心求证

《金瓶梅》在历史上成为禁书，长期受到歧视，50年代末期以来，又被目为淫秽反动，到了“史无前例”的年代，自然与其他绝大多数小说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又慢慢地从“垃圾堆”中被捡了回来。这种遭遇使它不可能在本世纪的80年代以前成为研究领域的热点。然而，真所谓物极必反吧，从80年代后期以来，仅仅十余年时间，对它的研究就成了“显学”之一，以致获得了“《金》学”的名称。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金瓶梅》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已经解决了，恰恰相反，倒是使问题增加了。例如，关于《金瓶梅》的时代和作者，从30年代起在研究者中似已获得了共识，认为它是万历时期的作品，作者则为山东人；但现在那已不再是定论了。为什么呢？就因以前的共识，是建立在缺少广泛、深入研究这样的基础上的，研究中的某些需要进一步澄清、加强甚或修改之处都未被发现。现在研究的人一多，这一类情况有所改变，以前的共识自然不能再维持了。然而，是否以前的看法都错了呢？也不能这样说，因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把它们根本推翻。

由于《金瓶梅》研究的复杂性（那是由资料的缺乏和研究积累的单薄形成的），现在对很多问题都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因而也不能断言书中的各项见解是否正确，但其独立思考的精神及细心求证的态度却给我们以许多启发。他对前人见解的质疑，也将对推动《金瓶梅》研究的深入产生积极作用；因为，这种质疑如能成立，固然修正了前人的看法，即使遭到否定，也将通过论争而使前人的看法获得更充分的材料的支持，从而更显坚实。例如，关于《金瓶梅》作者是否为王世贞的问题，自从发现了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研究者认为其中有许多山东方言，非江苏人的王世贞所能为，加以吴晗先生又证明了由王世贞作《金瓶梅》之说而衍生出来的某些传说之不可靠，于是在研究者中已几乎没有人相信王世贞为《金瓶梅》作者了。但到了八九十年代，《金瓶梅词话》中的方言是否为山东方言又成了问题，有些研究者已提出了若干证据以证明其为江浙一带的方言；建平此次在他的书中又明确指出：否定了由王世贞作《金瓶梅》之说而衍生出来的某些传说，并不意味着否定了王世贞作《金瓶梅》说本身，并引用了万历间屠本在《金瓶梅》刊刻之前所说“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指《金瓶梅》全书——引者），今已失散”之语，以证明王世贞在此书以抄本流传期间就与它存在密切关系，那么，原先以为绝无可能作此书的王世贞，又有了撰写此书的可能了。所以，建平又重申了王世贞为《金瓶梅》作者之说。假如此说得以成立，那对《金瓶梅》研究确是很大的贡献；即使遭到了否定，这种否定也必然比原先的更为确切有力。

人文科学的研究，在总体上来说是极为漫长缓慢的过程。某项研究的结论之是否正确，在当时实难以骤定。有些在一个时期里产生很大影响甚或被视为正确结论的，过了若干年后就会出现相反的见解。举远一点的例子，是阎若璩在清代康熙年间作《古文尚书疏证》，以证明传世《古文尚书》之为伪作，这种看法长期被视为定论；与阎若璩同时的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以反对阎说，却被当作笑柄，而今天随着大量的地下材料的出土，《古文尚书》为伪书之说又开始动摇。但是，无论结论怎么变化，独立思考的精神与细心求证的态度将永远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长葆青春，指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向前奋进。